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樂善好施、守望相助的優良傳統。我國現行慈善法自2016年施行以來，在保護慈善參與者權益、規范慈善活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被賦予新的功能定位。
與此同時，慈善領域日漸出現慈善組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監管制度機制不完善、一些慈善創新形式缺乏有效規范等新情況新問題。這些都對加強慈善法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12月27日，慈善法修訂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首次審議。立法為更好發揮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提供更充分的法治保障。
新設應急慈善專章是此次慈善法修改的一大亮點。
近年來，慈善在應對突發事件特別是新冠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原則不明、信息公開不及時等問題。修訂草案對此進行了回應。
針對突發事件應對中一些慈善組織存在慈善款物募集和使用情況公開不及時等問題，修訂草案對應急狀態下募捐信息公開作出更嚴格規定，要求在應急處置與救援階段至少每五日公開一次募得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情況。
此外，為暢通捐贈物資的分配送達等，修訂草案還明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根據應急慈善工作需要，為捐贈款物分配送達提供便利條件；鄉級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積極支持各類應急慈善活動，為捐贈款物分配送達、信息統計等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謝瓊表示，修訂草案增設應急慈善專章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慈善事業的應急機制，更充分發揮慈善力量在應對突發事件中的作用。修訂草案對慈善力量參與應急救援等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這就需要慈善組織在平時就不斷提升資源協調調配、信息公開等能力。
近年來，互聯網募捐活動蓬勃發展。民政部相關數據顯示，通過互聯網募捐的款項近幾年每年增長率均超過20%。
修訂草案總結近年來指定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的做法和存在的問題，明確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責任，并對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活動予以規范。
修訂草案提出，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提供信息展示、捐贈支付、捐贈使用情況查詢等服務。修訂草案同時明確，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不得在公開募捐信息頁面插入商業廣告和商業活動鏈接。
此外，針對近年來個人求助活動平臺規模化發展、糾紛時有發生的新情況，修訂草案回應社會各界加強網絡個人求助治理的呼聲，在附則中新增關于個人求助和個人求助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規定。
修訂草案明確，個人為了解決本人或者家庭的困難向社會發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發布人應當對信息真實性負責，不得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騙取救助。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承擔求助信息真實性審查義務。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認為，近年來，個人求助活動大量涌現，個人求助平臺特別是個人大病求助平臺活動頻繁、籌款數目巨大，實際起到公開募捐作用。此次修訂草案將個人求助納入法律規范之中，填補了網絡個人求助法治空白。
慈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將其財產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義進行管理和處分，開展慈善活動的行為。
近年來，我國慈善信托數量及規模實現平穩增長。中國慈善聯合會首次與中國信托業協會聯合發布的《2021年中國慈善信托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國累計慈善信托備案達773單，財產規模達39.35億元。
此次修訂草案對慈善信托制度進行了系統完善。
修訂草案明確委托人不得指定其利害關系人為受益人，確保慈善信托的慈善性質；明確除信托文件規定外，受托人不得自行辭任，穩定慈善信托運行。
為加強慈善信托內部監督，修訂草案對原規定進行修改，由“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根據需要，可以確定信托監察人”，修改為“慈善信托應當設置信托監察人”。
修訂草案還強化了對慈善信托的優惠扶持，增加設立慈善信托依法享受稅收優惠的專門規定。
謝瓊認為，慈善信托作為一種新型慈善活動，近年來越來越為人所熟知，慈善信托數量及規模也不斷擴大。修訂草案進一步完善慈善信托制度，全面規范慈善信托運作，是對慈善信托發展現狀的回應，有利于進一步推動其良性發展。
修訂草案在對慈善活動的綜合監管和行業指導方面予以加強。
修訂草案明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加強慈善活動綜合監管。在明確民政部門的全面監管職責基礎上，修訂草案新增工信、公安、財稅、審計、網信、銀保監等政府其他相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履行監管職責。
針對慈善活動面廣線長的特點，修訂草案增加科教文衛體、應急、生態環境、醫療保障等行業管理部門指導、管理和服務本行業慈善活動的職責。
此外，修訂草案新增了約談負責人、工作人員等手段，進一步豐富了監管措施。明確對其他慈善活動參與者的會同調查機制，確保有效監管。
在細化、強化法律責任方面，修訂草案重點完善了募捐活動違法的法律責任，增加吊銷公開募捐資格證書等處罰方式，提高法律的約束力和威懾力。
謝瓊認為，大眾因為慈心善愛參與慈善活動，一旦發生負面事件，將會嚴重影響慈善行業公信力。修訂草案相關規定提高了監管效率，增加了違法成本，有利于引導各類慈善力量規范、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