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 王亞華
6月28日，中國水權交易所在京成立，這是我國水資源管理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中國正式水權市場的形成，意味著我國水權市場改革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
中國的水權市場實踐肇始于2000年的浙江省的東陽與義烏水權轉讓。十幾年來，中國的水權水市場改革不斷推進。2004年，黃河中上游寧蒙地區開展了水權轉換試點工作。2014年，水利部印發《水利部關于開展水權試點工作的通知》，選擇七個省區開展水權試點工作。
2016年，中國水權交易所（以下簡稱水交所）的成立，是中國水權市場改革取得的新進展和新成果。作為國家級水權交易平臺，水交所的成立，對于推動水權交易規范有序展開，促進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水權市場是優化水資源配置的重要途徑，也是利用市場機制配置水資源的主要手段之一。理論研究和國際經驗表明，水權市場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水資源的配置效率與創造社會參與水利的激勵。但是水權市場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部分生產用途的水資源能夠進入市場，并且受到水的流動性、多用途性和公共性的諸多限制。很多學者研究認為，水權市場的運作相當復雜，其發展受制于法律規則、政治選擇、制度安排、經濟和地理條件，以及文化因素等，所以對水權市場應持謹慎和適當的預期。
近年來，中國在水權市場探索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和瓶頸。初始水權不明晰，界定初始水權是開展水權交易的前提，我國的初始水權明晰工作存在法律、觀念和可操作性等多方面的障礙。水權交易制度缺失，尚沒有建立規范化的水權交易規則體系，缺少交易平臺和價格形成機制。水權市場配套制度亟待建立，水權計量、監測和信息體系還很薄弱，總量控制實施和市場監管制度不健全。
此次水交所的成立，正式彌補了我國水權交易平臺的缺失，直接推動初始水權的明晰，帶動水權交易規則體系的建立，進而促進水權市場配套制度的形成。水交所將全面提速我國水權市場改革，標志著中國水權市場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水交所的基本功能是為水權市場提供市場服務，但是由于水資源的公共性特征，決定了水交所實際上是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第一，信息服務，為水權供給方和需求方提供信息平臺，向社會發布水權市場信息，降低取用水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第二，技術服務，提供水權交易的規則設置和技術平臺，為潛在的水權交易者提供技術咨詢和技術評價，降低水權交易的技術門檻。第三，中介服務，提供水權交易談判、簽約、過戶、監督等中介服務，提高水權交易達成的可能性，保障交易合約履行的成功率。第四，衍生服務，提供有利于水權交易開展的相關服務，如融資、擔保、數據、咨詢等衍生服務，提高水權交易開展的便利性及附加價值。水交所的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在于能夠多大程度上為市場和社會提供質優價廉的公共服務。
水交所未來創造的核心價值，主要來源于降低水權市場的交易成本。科斯定理告訴我們：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市場的效率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正交易成本的真實世界中，市場的效率是有條件的，實際效率將低于理想的帕累托效率。水權市場往往伴隨著高昂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尋成本、談判成本、審批成本、協議成本及履約成本等。因此，水權市場的有效性，主要依賴于能否設計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水交所成立后，通過為市場和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將會大大降低水權市場的交易成本，因而將發揮活躍市場、促進交易的功能。水交所未來的生命力，在于能夠多大程度上降低水權市場的交易成本。
水交所成立后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如何應對水資源的外部性和第三方影響，以及風險與不確定性。水資源的流動性和公共性特征，導致水權市場中存在大量的負外部性問題和生態環境影響問題。世界范圍內的通行做法，是對于可能改變水資源用途的水權交易，事先要經過行政審批，如果交易引起了第三者負效應或者生態環境損害，則交易很難通過審批。
對于通過審批的水權交易，通常還需要進行公示，在不存在爭議的情況下交易方能生效。此外，水文系統廣泛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還使得水權市場的運作面臨很多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風險。因此，為了保障水權市場的健康發育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必須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和風險管控體系。目前，水交所內部設立了風險防控部，水利部2015年已經設立了水權交易監督辦公室。下一步，水利部要把好水權交易行政審批關，水交所要不斷細化風險管控體系，重點防范生態環境風險，防止損害農民權益。
作為一個擁有上千年治水傳統的國家，中國建設良性運作的水權市場體系面臨的挑戰巨大，水權市場改革具有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中國獨特的國情水情條件，決定了我們只能走有中國特色的水權市場建設之路。因此，水交所的成立，仍然帶有試點和試驗的性質，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試錯，推動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水權市場體系的形成。
水權交易市場的完備性，提升中國水權交易水平。
來源：中國水利報 2016年7月14日
